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和公共观感中，权力和象征主义紧密相连。当一个*治人物在聚集的媒体面前惩罚下属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权力的展示”。导弹测试或*队阅兵都是“权力的宣示”，位于德国银行业中心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的玻璃宫被形容为“权力的丰碑”。尼克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在其备受好评的著作中指出，这样的联系并非偶然。在他看来，这是构成权力所不可或缺的。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迅速地为其找到了原因，声称人类不相信看不见的权力。他们需要看见才会相信。按照这种观点，权力只是有潜力采取行动，只是有机会增进个人利益，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见的。为了成功地使用和扩大权力，必须通过感官符号使其可见。这样的推理是成立的。但是，应该深入下去，来更精确地确定权力和象征主义之间多层次的复杂关系。
首先是象征主义的概念。象征符号究竟是什么，与其所代表的内容具有何种关系，这些是语言理论家、语言学家和认识论学者不停争辩的话题。在下文中，我们倾向于采用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的经典定义，他用“象征形式”（symbolicform）来表示精神能量，借此将心理意义或内容与具体的感官符号联系在一起。于是，通用的“象征符号”一词指的是所有能够被我们的自然意识所捕获的具体物品和事实，因此，附加的意义是超出物品本身的，指的是抽象、概念化的含义。除了反核能的微笑太阳、帝国雄鹰、美元符号等图片以外，还包括摇手指、黑豹拳、纳粹礼等手势，拉丁字母，象形文字，包含命题、谓词和情态逻辑的运算符在内的字符，警示汽笛、号角、裁判口哨等仪式礼节，以及皇帝塑像、使馆建筑和凯旋门等纪念建筑。所有这些象征符号的相同点在于，除了因人类不断进化而养成的敏感性而需要对某些警示颜色做出解释外，这些象征符号不需自我诠释。它们需要一个由翻译者和演讲家组成的团体，对它们进行解密、围绕它们进行交流并使之传播。因此，符号的意义不是永恒的，而是与已有且多变的社会惯例有关；因此，关于诠释象征符号意义的冲突不断，这与权力分析直接相关。
权力和象征主义之间具有何种具体关系？首先，那些希望长时间、大幅度地与他人进行复杂的权力行为合作的人依赖于成文的沟通，也就是符号标记（symbolicsign）。这适用于希望实施战斗计划的将*，也适用于正在出台税收计划的税务官员，以及计划接手新业务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符号标记来传达指示和目标的话，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将是受限的。鉴于此，苏美尔人（Sumerians）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扩张的高级文化，他们也是文字的发明者，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象征符号不仅仅是有效、高效使用权力的必要前提条件，其本身还作为权力手段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第一，统治，即得到超个人社会地位巩固的制度权力，通过不断的仪式化而被复制和组织。弗莱格指出这样的事实：“一个制度的功能、‘感官’和特质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分解和整理，制度才能留存。它只存在于仪式的执行之中。”弗莱格在这里参考了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他们的会议、决策以及与罗马帝国其他制度的互动都是具有高度仪式性的。但是，我们也能找到当代的例子：实际上，代议制民主体制中的选举运动是具有象征性的制度权力结构的仪式化。这些选举运动遵循严格的规则和惯例，事件按照清晰的先后顺序发生，从公布选举方案到议会的言语交流再到投票，它们还包括对*派、媒体、贸易联合会和教会等参与者的角色进行明确分配。通过常规呈现，它们不仅仅服务于民主体制的重现，还在社会内创造了期待感。这项具有*治象征意义的工作需要当权者付出巨大且辛苦的努力，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弗莱格认为权力仪式的执行不是完全可控的。在每一个仪式场合，某些群体能够干扰仪式过程，并对其进行改造。如果绝大多数仪式参与者听从这些干扰人士，那么仪式的*治意义将会受到动摇。换句话说，如果对之前的仪式进行几乎相同的重现是为了帮助稳定权力平衡，那么对该仪式进行干扰或改造就会影响现状。这种象征意义受到攻击的例子甚至在最近的*治史中也有出现。有趣的是，有几个例子是围绕西方民主国家的就职典礼而发生的。其中，有两件发生在德国*治史中的事件让人记忆犹新。一件是年联邦德国黑森州议会的着装要求遭到明显破坏，因为绿**治家、后来的外交部部长和副总理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Fischer）穿着运动鞋出席宣誓就职典礼；菲舍尔由此挑战了资产阶级对*治话语的解释权。第二件事是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der）年就职德国总理时没有说“愿上帝帮助我”，代表了其拒绝将教会和国家紧密融合。
美国的例子也同样引人